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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要脱贫、致富、从社会底层爬上来!——赵德胤电影中的生存吶喊

我要脱贫、致富、从社会底层爬上来!——赵德胤电影中的生存吶喊

拚搏求生的故事,总是极其巧合的雷同。为了生存,人们从乡村迁移到城市,从国内流离到海外。他们离开了原乡,在异地建立起家乡,成为下一代的故乡。可能从此再也回不去的他们,不论是物质或精神层面,在离开的那一刻起,注定成为异乡人。

对我来说,拍电影,从来就不只是「拍电影」而已。

电影,是我诉说生命经验的方式,也是我爬梳个人感受的工具。

一九九八年,我十六岁。生平第一次搭上飞机,离开缅甸腊戌──我的家乡,来到台湾。

腊戌,位于缅甸东北,是滇缅公路的起点,也是往来中国云南的必经之地。因为地处边境,长年内战,人民生活清苦。一直到我来台前几年,学校才配置了全村唯二的两台电脑。

电脑,被严密收置在校长室,由一位总务组长专责管理。

一天,他亮出一串钥匙,上头挂了一张三.五吋磁片,然后语带玄机地问:「你们知道这是什幺吗?」在此之前,我们从来没见过这个玩意儿。在我们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,他昂着头,语带骄傲地告诉我们:「全世界的知识,都收在这里面了!」同学们和我都觉得不可思议,笑着质疑老师吹牛。

后来,学校邀请相当于副总统职位的大将军,为这两台电脑举办启动仪式。

两台电脑,煞有介事地被摆放舞台上。当将军打开电源,萤幕在众人惊歎中亮了起来,浮现出红、蓝、绿、黄四色方块组成的Windows系统标誌。经过大将军「加持」过的神奇电脑,更显得崇高,或可称得上神圣。即使启动仪式之后,我从没听说或看过,有谁真正使用过那两台电脑。

来台以后,我听从父亲建议,到台中高工印刷科就读。开学第一天,我在偌大的教室里,看到上百台电脑成排设置,简直惊讶到下巴都要掉下来。第一次开机,我误触延长线的电源开关,把整排使用中的电脑全断了电,因为我连电脑开机键在哪儿都不知道;课上到一半,电脑萤幕因节电模式切换到黑画面,我吓得以为我把电脑弄坏了。

在我的家乡,电脑是如此稀有而珍贵!

从缅甸到台湾,时空之于我,彷彿搭上了时光机器,往未来飞越了四十年。我跳过了BB Call和大哥大,一下子到了网路时代,震撼之大,彷彿世界从此被翻转。对于跟我同样是八○后的台湾人来说,应该很难想像个中滋味。

至今,每当我讲述那段跳跃四十年文明的冲击,仍感莞尔,却也带着黑色幽默般的苦涩。

来台湾之前,我的想像就是,那里有人帮你安排打工机会,有钱供你读书。

因为左邻右舍的哥哥、姊姊,从台湾写信回来,总说他们过得很好,还能不时给家里寄钱改善生活。所以,对我来说,到台湾念哪所学校都一样,重点是离开贫瘠的缅甸,到海外打工赚钱。

到台中高工念书的第二天,我就开始上工了。

毕业之后,我到台湾科技大学念设计系。为了缴作业,开始製作短片、实验电影,后来发现这些影片可以参加比赛、赚奖金,就继续拍。从没想过,日后我会靠拍电影维生。

我的研究所毕业作品《白鸽》,意外入选釜山、哥本哈根、澳大利亚、里昂、西班牙短片等影展。二○○九年,我成为第一届金马电影学院学员,在侯孝贤导演监製下,完成剧情短片《华新街记事》。

这些作品的内容,其实皆出自于「有话要说」的一种自我抒发。

我是一个喜欢说故事的人,很幸运地,我的故事有人喜欢。

但是,就现实状况来看,我是没有条件拍电影的。我要负担自己的生活费,我希望可以赚钱来改善家计。不管是留在台湾,或是回到缅甸,我都看不出来「拍电影」这件事,除了自己有兴趣,偶尔可以赚奖金以外,有任何支撑我未来生活的可能。

二○一○年,我拍摄第一部长片《归来的人》。

当时,正是缅甸政府颁布新宪法,筹备总统大选之际。历经百年专制后,家乡的政治、经济似乎有机会大幅改变,朝向民主与开放发展。许多在台缅甸人(含华侨),不论是来念书、做工、做生意的,都因着改革开放的消息,萌生返乡的念头。

尤其是做粗活的,其中不乏非法劳工,就算是合法来台,也因为挣的是出卖劳力的辛苦钱,既没社会地位,也对台湾这块土地没有情感。

对他们而言,家乡就要发达了,就如同近几年的中国一样,经济终究要腾飞的。有什幺道理不回去呢?

众人都想趁早回乡卡位,朋友们都在讨论着,回缅甸后的种种计划和想像。那时,几乎天天都有形同饯别宴般的饭局,席间毫无离别的感伤,只有对于未来大展鸿图的希望。每天听朋友议论着返乡大计,我内心却有截然不同的感受。

对于「回去」这件事,我充满了矛盾。

矛盾来自两个层面;一是我在台湾所学的影像、设计,在缅甸势必难以施展。另一个重要的因素是,我离开缅甸已十三年,对台湾已产生了一定程度的情感,在这里生活的意义,早已不同于当初来台只是赚钱、脱贫而已。

现在的赵德胤,许多方面都是在「这里」建构的,甚至可以说,我大部分的价值观已经是个台湾人了。当认知到自己已经「台湾化」,想要割捨,就没那幺简单。

踌躇之际,我决定回去缅甸拍一部电影。去见证,或说是观察,缅甸专政一百年后首次的总统大选,也许会让我有不同的想法。

这个计划,最后成了我的第一部剧情长片《归来的人》。

《归来的人》所描述的,就是一个在台湾打工的缅甸青年,打算趁政局改革回乡发展。为了多赚点钱,回家的前几天拚命加班,却不幸在工地坠楼,死了。

主角是同乡友人兴洪,他带着亡者的骨灰和身故赔偿金回到缅甸,原本对返乡满怀憧憬,结果却大失所望。为求翻身,兴洪私吞了赔偿金,把钱投资在玉矿里,不料被人所骗;几近穷途末路之时,他买了枪要把钱抢回来,却在此时被亡者的家人发现,最后将兴洪毒打了一顿。

当我带着剧本向製作公司毛遂自荐,却找不到资金。

他们有疑虑的是,台湾观众想不想看一部关于「外籍劳工」的电影?在台湾拍这种题材到底有没有票房?最后,我没筹到钱,连演员都跑了,所有拍摄计划停摆。

一段时间之后,我收到一封缅甸製片的e-mail,对方在网路上看过我的参赛短片,愿意支持我拍电影,但是他的电影公司才刚成立,财力有限,仅可供应剧组机票钱、摄影机与设备,以及缅甸的官方人脉与管道。

就这样,我自导自拍,执行製片王兴洪兼任男主角,再加上收音师林圣文,一共三人到缅甸,很克难地花了十五天拍摄,回到台湾后,我自己完成剪接与后製。

因为没有人认为这部电影在台湾会有票房,我们只好将片子送到国外参展。没想到,竟然入围了釜山影展新潮流竞赛单元、鹿特丹影展老虎奖,同时入选国外二十几个影展。

《归来的人》至今仍在世界各地巡迴展演,而我自己跟着这部片子亲身走访了二十几个国家。我发现,原来电影是这幺直接的表达;只要带着诚挚的感情,不论有没有钱,不管哪一种语言,都有人懂,也感受得到我要说的故事。

不过,当《归来的人》到世界各地巡迴时,我免不了被询问:「下一步的拍片计划是什幺?」我回答不出来,因为我根本不确定,自己可以靠当导演维生。

那幺,何不接着再拍一部看看?

我开始筹划第二部电影《穷人。榴槤。麻药。偷渡客》。

筹划时,在泰国从事旅游业的二哥刚买房子,我盘算着到二哥家借宿,藉机拍一部缅甸人到泰国打工的电影。确定了故事的走向,找来台湾演员吴可熙和王兴洪搭档,二○一一年十二月,剧组飞往泰国拍摄。

《穷人。榴槤。麻药。偷渡客》讲述的,是一对缅甸兄妹偷渡到泰国,哥哥原本当导游谋生,不料妹妹竟遭人口贩子带走,哥哥为筹赎金,铤而走险贩卖製毒原料。吴可熙饰演的,则是为求拿到台湾身分证,而帮人蛇集团运送人口的女主角。

这一次,只花了十四天,就拍摄完毕。

二○一二年,我带着《穷人。榴槤。麻药。偷渡客》到欧洲,获得鹿特丹影展HBF电影基金赞助,并入围南特、釜山、温哥华等影展,也卖出了全球VOD(随选视讯)、美国电视MOD(网路数位影音)的版权。

不到两年,拍完《归来的人》和《穷人。榴槤。麻药。偷渡客》,有这样的成绩,我除了惊喜之外,也开始害怕。

拍电影,真的就是这样吗?可以花很少的钱,快速地把心中充沛的情感,藉由剧情宣洩,然后就成为商品销售出去?参加了这幺多的国际影展,见识到这幺多人有组织、有系统地在做电影。我开始觉得,自己对电影是这幺的无知,才胆敢如此贸然地,在资金困窘、官方管制的侷限下,以这幺土法炼钢的方式拍电影。

在好莱坞,拍一部电影,要有一间银行和一支军队来做后盾。别人是砸一千万美金做电影,但我却只能用不到一百万台币搞定一切;别人正大光明地拍电影,但我们只能偷偷摸摸地蛮干。

因为资金困窘,以及缅甸政府当局的禁忌,多数场景被迫採游击偷拍的方式进行。拍片过程中,总是这幺的紧绷、克难和痛苦,而最后的成品,也总是让我自己觉得不满意。儘管《归来的人》、《穷人。榴槤。麻药。偷渡客》得到一些肯定,但对我来说,这两部作品只达到了二十分或三十分而已,其中有太多的缺陷和不足。

如果作品只能这幺粗糙,那幺我继续拍电影有什幺意义?或者我应该写一个可以快速吸引资金,可以卖钱的商业剧本?还是,我照着原来的方法,先筹得多一点资金,在台湾找拍摄场地,让团队可以自由自在地拍摄想说的故事?

一连串问题直冲脑门,但我找不到答案。

事实上,每拍完一部片,我就会大病一场,在家里躺上两、三个礼拜。

即使吃得下,也能下床行动,但是精神很差,什幺事也做不了。我知道,这是因为身心匮乏,连着两年产製出两部电影,几乎等于是掏空了我自己,好累!

很多前辈提醒我,做电影的状态应该是,在放鬆的状况下思考艺术与创作。我想,该是休息的时候了,反正暂时不缺钱过生活。

电影,终究是门充满遗憾的艺术。每当我检视自己的作品,总感到太多缺失;回不去的,只能往前。

原本我决定放慢脚步,两、三年内都不拍电影。《冰毒》,可说是意外之作。

它原本只是一支十五分钟的短片《安老衣》,拍摄过程中,我脑海中总萦绕着家乡人的许多事,很自然地发展出了长篇剧本。

《冰毒》说的是什幺呢?一对在缅甸边境山居的贫农父子,因农作贱价难以糊口,父亲决定借钱买摩托车,让儿子到城镇里载客赚钱,不得已只好抵押家中唯一的资产──一头耕牛。另一个被骗婚而嫁到中国农村的女子,藉着返乡奔丧,决意留在家乡挣钱。

致富的欲望,让男女主角一起走上运毒的险路,短暂得到圆梦的幻象,最终急坠现实,失去了所有。

《冰毒》的拍摄场景,就在腊戌,剧中主角,我的故乡。

和我一样,是生在缅甸边境的华人。

故事里,主角为了求生存,嚮往着一条可以翻身的路子;现实世界里,贩毒、挖玉矿、到海外打工,是缅甸人寻求命运改变的三种途径。我的电影中,透过不同的人物,或迫于环境,或选择不屈服,都为了生存而寻求「改变」。

其实,《归来的人》与《穷人。榴槤。麻药。偷渡客》,说的都是台湾梦,前者是怀抱希望来台打工的青年,因美梦破灭,又回过头把返乡当作救赎。

后者是透过一位渴盼拿到台湾身分证的女子,虽然离了境,却逃离不了命运,陷入人蛇与贩毒集团纠葛的深渊。故事中的主人翁,个个满怀希望,挑战着命运,却又落入现实的黑洞里。

回到最初,我就不只是「拍电影」而已。

那是集结我个人,对于台湾与缅甸之间存在的诸多差异,所做的各种观察和感受。

后来,电影公司把《归来的人》、《穷人。榴槤。麻药。偷渡客》和《冰毒》,称为「归乡三部曲」。这不是原本就设定好的系列电影,而是我发现,拚搏求生的故事,总是极其巧合的雷同。

为了生存,人们从乡村迁移到城市,从国内流离到海外。他们离开了原乡,在异地建立起家乡,成为下一代的故乡。可能从此再也回不去的他们,不论是物质或精神层面,在离开的那一刻起,注定成为异乡人。

在《归来的人》要前往鹿特丹影展之前,我正式取得中华民国身分证。

我,是台湾人了。但,我真的是台湾人吗?我的原乡、故乡、家乡在哪里?

我祖籍江苏省南京市,高祖父因修筑滇缅公路,从原乡南京迁徙到了云南。几十年后,祖父因国共内战逃亡至缅甸,父亲则在腊戌生活了一辈子,期盼的就是从腊戌回到故乡──云南。

到了我这一代,因为家乡腊戌的生活穷困,为了生存,兄弟姐妹流散到泰国、马来西亚等地挣钱,我自己则是来到台湾,成了台湾人。

那幺,哪里又是我的原乡呢?

拍摄这三部电影的同时,每每思索及中国、缅甸与台湾,之于我家族与个人的关係,最终发现地域其实不具意义,颠沛流离都只是为了生存而已。而在我的电影中,所陈述的普世价值,大抵也就是以「生存」为核心。

这本书,到底想带给读者什幺?它不只是《冰毒》的幕后花絮,而是透过电影产生的过程,带你窥见,我所看到、感受到的缅甸华人的生存状态。

他们,应该说是「我们」,如何在中缅边境的冲突中生存,如何在各种盘根错节的关係中自我定位,如何在从专政转向开放的社会中燃起希望。

这是像我这样的一个台湾人,或说无数嚮往台湾的缅甸华人,最真实的生活样貌;也是一群想从社会底层往上爬,急切地抓住机会以脱贫、致富的小人物,最真实的生存状态。

这是在这个世界上,正在发生的变化,无论以前,你知不知道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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